推荐人管建强教授按语：在2026年全国两会外长记者会上，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回答共同社记者提问时，严厉批评高市早苗等日本右翼对中国的挑衅行为，“四问”日本有何理由粗暴干涉中国台湾事务，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燃的野心。王毅外长还提到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今年是又一个80周年，即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希望广大的日本人民擦亮眼睛，不允许今天再有人自不量力、重蹈覆撤。
去年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80周年。2025年10月中旬，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以下简称“中国史维会”）邀请并接待包括增田都子女士在内的日本关东和静冈县地区市民运动组织的负责人（近20人），走访考察南京、上海、杭州等侵华日军实施暴行的遗址，其中前往南京侵华日军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并祭拜等。每到一处，除了拍摄历史遗物、证据，不少人还拿着小本子记录所见所闻，特别认真。
增田女士回到日本后，将其所见所闻和内心感想撰写为一篇记事文稿，发表在其个人Blog：miyamiyamiyachang，同时也将这份记事文稿分享于我。
这是一篇具有深刻历史反思精神和真挚情感的访华记事。增田女士以个人体验为主线，穿插历史资料、现场照片和内心独白，毫不回避自己作为“加害方民族一员”的愧疚与痛苦。她的文章兼顾批判与呼吁，不仅记录历史，更直指当代日本政治问题（如高市早苗错误言论、历史修正主义），引述村山谈话、德国总统演讲等，呼吁日本社会正视历史、避免重蹈覆辙。
我本人身为中国史维会秘书长，认为这篇文章值得国际社会及广大中国人在内的所有爱好和平人士认真阅读；除了计划用日语、英语和中文刊载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官网上，也觉得很有必要推荐给网刊登。
身为日本人公开书写反思战争、批判本国政府的文章，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这种直面历史的姿态，对促进中日民间互信具有积极意义。事实上，正视历史的勇气和良知不是一天形成的。
增田都子出生于1950年，自1973年起担任东京都公立中学社会科学教师。她长期致力于在日常教学中向学生客观讲授历史真相，尤其关注战争责任、象征天皇制、冲绳美军基地及日本侵略历史等课题。
在此过程中，她多次因坚持真实历史教育而受到日本右翼及部分政治人物的指责与施压，甚至遭遇不当处分。然而，她始终秉持教育者的良知，不畏压力。2002年，她在相关诉讼中胜诉，重返教育岗位；但2005年，又因批评右翼教科书及其历史观，再度遭受不公正处分，最终于2006年3月被迫离职。她的种种经历也恰恰折射出日本社会在历史认识上的复杂面向。
增田女士的实践与坚持，展现了对历史的尊重、对和平的坚守，以及作为一名普通教师的责任、勇气与良知；同时，也符合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维护历史真相、促进和平友好的愿望，是对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有力驳斥。
【文/ 增田都子，译/ 管建强】
2025年11月10日至17日，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国际法学博士管建强先生，同时也是民间团体 “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 事务局总长，向森正孝先生发出了访华邀请。森正孝先生是电影《侵略》上映委员会代表、曾任日本静冈大学和平学讲师。
森先生找到我时，我自然二话不说就应下：“我去！”（笑）。我们组建了“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日本战败80周年日本访华团”，成员包括日本团队、在日朝鲜族及韩国团队（其中还有中国朝鲜族出身、现定居首尔的中国人），总计20人，途中还有成员加入，人数一度达到21人，就此开启了访华之行。
访华团团长自然是森正孝先生，他自1991年起已访华近百次，悉心采访细菌战受害者与原日本军士兵，拍摄多部纪录片，因此深受中国各界人士的信赖。
11月11日，首站到访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我们首先在馆内会议室，听取了馆长的致辞。馆长特意叮嘱我们：“这里是缅怀遇难者的场所，请勿省略全称，请称其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照片中间的那位便是馆长，左侧是南京大学教授，同时也是研究日军731部队的兄弟部队——南京细菌战1644部队的专家。馆长因忙于筹备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当天将在此举行的国家公祭仪式，致辞后便先行离场。
我认为，倘若今年高市首相仍未撤回其相关言论，那么此次公祭仪式上恐怕会出现强烈批判日本政府的发言。高市首相曾称“若台海发生事态，即便日本未遭受攻击，该事态也属于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日本将出动自卫队参战”，这一言论否定了中日双方多次约定的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的“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核心内容。要知道，国际条约（包括宣言与声明）均具有国际法效力。（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指1972 年《中日联合声明》、1978 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 年《中日联合宣言》、2008 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我们还在现场聆听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代（照片中右侧、坐在馆长左手边）的讲述。在中方的表述中，将从日军大屠杀中活下来的人士称为“幸存者”，这位先生便是幸存者的儿子，相当于日本语境中的“战争亲历讲述者”。如今日本的战争（原子弹）亲历者日渐减少，各界都在摸索讲述者的传承问题，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据悉中方已将遇难者家属认定为历史“证人”。
这位先生讲述道：
“听母亲说，日军攻入南京前，父亲原本说要和家人一起躲进南京城内的难民区，也就是国际安全区。但父亲是一名中医，他说‘我不是军人，不会有事的’，最终留在了家中。母亲放心不下，次日独自回去查看，发现父亲已身中数弹，倒在地上离世了。
我的叔公当时在南京城外的下关做生意，那里发生了惨无人道的俘虏大屠杀，普通民众也被当作士兵对待。几天后，家人想悄悄去找叔公，避免被日军发现，可最终杳无音信。下关街头堆积着无数的尸体，根本辨认不出模样。叔公再也没有回来，我们想，他应该就是其中的一具无名尸了。”
讲述结束后，我们在纪念馆前面举行了悼念仪式（献花默哀仪式）。森先生与我的悼词附在文末。“Atrocities”意为“穷凶极恶、残暴、屠杀”，如今也被用作形容当时南京状况的词汇。
这是悼念仪式结束后拍摄的纪念合影。
悼念仪式结束后，我们参观了纪念馆，在展厅最后，看到了丹麦女王与捷克总统来访的照片。
展厅内的景象令人心绪沉重……
大家可以猜猜上面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什么？是从地面堆至近乎天花板的官方文献。据悉，这里收藏了多达1万卷关于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幸存者、加害者及第三方证人的官方档案。那些厚颜无耻、愚昧无知的日本右翼分子叫嚣着“南京大屠杀是谎言、是捏造、是伪造”，可证明大屠杀的官方文献实则堆积如山。
右翼分子的典型谎言，便是声称“南京当时只有20万人口，不可能有30万人被屠杀”，却从未深究“20万人口”这一说法的出处。以下这两张地图，是森先生在静冈大学担任和平学讲师时，为授课制作的资料，访华前他通过邮件发给我们，供大家提前学习。
右翼分子恐怕从未想过，南京市的行政区划正如上图所示，由6个县——中国是市下辖县，与日本县管市的概念相反——和城墙环绕的南京城区组成，南京城因明朝时皇宫坐落于此而得名。右翼分子口中的“20万人”，仅仅是逃入“南京城区内的国际安全区＝难民区（地图中红线标注区域）”的人数，这一数字出自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报告。
根据森先生的资料，南京市行政公署的记载显示，南京城区原本居住着约101.6万人，因大量民众向城外疏散，至1937年6月至7月7日（即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城区残留人口约50万人；6个县原本有130万常住人口，扣除疏散人口后残留约50万人，再加上驻守南京的15万守军，当时南京市内的总人数约有100万。
因此，从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前后，到1938年2月中旬屠杀基本停止，遇难人数达30万这一数字——尽管东京审判认定为20万人——绝非不可能，更不能断然否定。
